调查报告是调查过程的总结和反思，也是对研究者工作的一种评价和认可，调查报告也可以是对历史事件或现象的详尽解释和分析，以下是范文社小编精心为您推荐的关于农民的调查报告5篇，供大家参考。

关于农民的调查报告篇1

一、调查时间：

20xx年７月１０日至８月２５日

二、调查地点：

大坝乡沙庙村二队

三：调查对象：

大坝乡沙庙村经常外出打工的农民

四、调查目的：

了解农民工获取法律知识及法律援助的途径，了解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五、调查方式：

采用收集材料、电话、面谈等方式进行调查。

前言：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成为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同程度地受到侵犯，其主要原因是农民工法律素质较低，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针对这一问题，我在20xx年７月１０日至８月２５日，在大坝乡沙庙村的农民工中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查。这份调查涉及到该村200人，年龄涵盖1８岁至５５岁之间，有效答卷1４３份。

通过调查了解到，外出的农民工在外主要从事建筑业、餐饮服务、批发零售、车辆修理、工厂干临时工等行业。

（一）农民工获取法律知识及法律援助的途径

调查显示，电视、广播、报刊、杂志这些传统媒体是农民工获取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占到了被调查人数的54.64%；通过法制宣传橱窗获取法律知识的农民工占到了总数的25.24%；以互联网为载体获得法律知识的农民工只占到了总数的1.6%。

在有效解决法律问题途径这一问题上，有66.51%的人选择了依法解决，另外还有9.57%的人选择了上访，这说明大部分农民工有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身利益的意识，而少部分把上访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也符合当前的社会实际。

在农民工是否了解法律援助具体条件的问题上，有84.07%的人选择了了解一些。有85.64%的被调查者认为，当他们需要法律帮助时很方便或比较方便。

（二）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农民工分布较广、流动性大、居住分散、难以集中，这些特性给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特别是外出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比较薄弱，存在不少盲点。

2、对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没有形成制度化和规范化。

3、由于缺乏有效的经费保障，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受到限制，宣传形式单一，特别是对外出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没有更好的办法，这应该是今后法制宣传工作的一个重点。

4、个别单位和部门领导重视程度不够，没有把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也没有将其列入年度普法计划，致使此项工作开展的力度不大。

５、工作发展不平衡，部分用工单位对在农民工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认识不足，目前宣传工作主要集中在建筑工地、较大的工厂等农民工较集中的企业，分散的个体商业、服务业、私营企业的法制宣传工作比较薄弱。

（三）当前亟需法律帮助的农民工群体及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的问题

调查中，62.44%的被调查者认为建筑工地农民工最需要接受法律帮助，在外经商人员占23.08%，这说明建筑工地农民工人员集中，有共性问题，最需要得到法律帮助。

在农民工最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上，有43.72%的人认为是拖欠工资问题，另有24.02%及21.26%的人认为是劳动时间过长和用工单位待遇过低。

（四）相应的解决措施

１、建立健全领导机制，推动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建议建立各职能部门组成农民工法制宣传领导小组，形成例会制度，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把握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以引导农民工法制教育适应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共同推进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2、将传教育与法治实践活动相结合，发挥媒体作用。一是普法部门要联合相关单位定期开展“送法进企业”、“送法进乡村”等活动，适时组织普法讲师团巡回演讲；二是整合社会资源，发挥法律专业人士、法律志愿者的作用，鼓励法律工作者在承接农民工法律服务时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倡导律师事务所自主为农民工举办各类法制讲座；三是充分发挥调解组织及法律援助机构的作用，将人民调解与法律援助、法律服务相结合，及时调处农民工因工伤、劳资、人身伤害等引发的各类矛盾，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维护其合法权益；四是组织农民工参与法律知识竞赛、征文比赛、法制文艺汇演等活动；五是及时总结推广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典型经验，表彰先进，带动后进，确保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在农民工之中扎实、有成效地开展。

3、抓好企业主和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制教育。企业主是企业发展、运营的决策者，抓好这部分人的法制教育，树立起法治理念，也就抓住了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关键。因此要重点加强企业主和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制教育，使他们理解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意义，努力掌握宪法、基本法律以及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依法经营、依法管理的观念，达到依法治企，诚信经营，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治安和市场经济秩序的目的。在普法内容上，要选择一些实用并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金融、税收、劳动社保等相关的法律；加强对企业主的法制宣传工作，积极引导企业主遵纪守法、依法决策、依法经营。

4、进一步抓好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按照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谁聘用谁负责”的原则，将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融入社会治安、劳动用工、计划生育、卫生管理于一体的管理责任制，将责任落实到相关的部门和相应的用工单位中。在教育内容上，选择与其工作生活相关，以及维护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诉讼法基本知识；劳动部门在用工单位招聘人员时要把好就业前的培训关，在岗前培训时组织学习《劳动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用工单位也要将法律学习融入各项业务培训活动中，如经营培训、管理培训、市场培训、使农民工在接受业务培训过程中接受法律知识，使农民工掌握与自身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知晓解决法律问题、寻求法律帮助的渠道和方法。满足农民工的学法需求。同时，做好农民工的维权工作，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在调查中发现，农民工的法律水平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比较大。在以后的工作中，应定期举办“法律进工地”活动，宣传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使普法教育经常化。建立工地民调组织，积极引导农民工依法维权，理性表达利益诉求。加大法律知识覆盖面，在劳动法、民事法律法规等传统内容上加大与农民工工作、生活更加贴近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

在用工单位劳动时间过长及待遇过低等问题上，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强对农民工合法讨要拖欠工资的宣传教育之外，还要加大对用工单位的宣传教育，提高用工单位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自觉性。

通过对此次农民工的法律知识的调查，参看调查数据，我认为整个情况暂不严重，在确保农民工就业与增收不受影响，促进现代农业和打工经济的发展的同时，加快新农村建设。同时这是我们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过程中遇到的新的突出问题，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稳妥解决，促进我县的经济、社会持续较快发展。

关于农民的调查报告篇2

一、农民工规模、分布及流向

（一）农民工总量继续增加，外出和本地农民工双增长

20xx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比上年增加481万人，增长1.7%，增速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在农民工总量中，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比上年增加251万人，增长1.5%，增速较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11467万人，比上年增加230万人，增长2.0%，增速仍快于外出农民工增速。在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710万人，比上年增加125万人，增长0.9%。

在外出农民工中，省内流动农民工9510万人，比上年增加242万人，增长2.6%，占外出农民工的55.3%，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自20xx年以来占比逐年提高。新增外出农民工主要在省内流动，省内流动农民工增量占外出农民工增量的96.4%。分区域看，东部地区省内流动的农民工占82.5%，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省内流动的农民工占38.7%，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省内流动的农民工占49%，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省内流动的农民工占76.4%，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

（二）西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最快，增量占新增农民工一半以上

从输出地看，东部地区农民工10430万人，比上年增加30万人，增长0.3%，占农民工总量的36.4%；中部地区农民工9450万人，比上年增加171万人，增长1.8%，占农民工总量的33%；西部地区农民工7814万人，比上年增加251万人，增长3.3%，占农民工总量的27.3%；东北地区农民工958万人，比上年增加29万人，增长3.1%，占农民工总量的3.3%。西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明显快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农民工增量占新增农民工的52.2%。

（三）西部地区吸纳能力逐步增强，在京津冀务工人数增长较快

从输入地看，在东部地区务工农民工15993万人，比上年增加33万人，增长0.2%，占农民工总量的55.8%；在中部地区务工农民工5912万人，比上年增加166万人，增长2.9%，占农民工总量的20.6%；在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工5754万人，比上年增加270万人，增长4.9%，占农民工总量的20.1%；在东北地区务工农民工914万人，比上年增加10万人，增长1.1%，占农民工总量的3.2%。

从重点地区看，在京津冀地区务工的农民工2215万人，比上年增加72万人，增长3.3%；在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5387万人，比上年增加78万人，增长1.5%；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4722万人，比上年减少45万人，下降0.9%。

二、农民工基本特征

（一）女性和有配偶的外出农民工占比均下降

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5.6%，女性占34.4%。其中，外出农民工中女性占31.3%，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中女性占37.4%，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

在全部农民工中，未婚的占19.8%，有配偶的占77.8%，与上年基本持平。外出农民工中，有配偶的占64.5%，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比本地农民工低25.7个百分点。

（二）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不断提高

受农村人口结构变化、各年龄段特别是50岁以上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程度提高、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增加的影响，农民工平均年龄不断提高，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提高较快。20xx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9.7岁，比上年提高0.7岁。从年龄结构看，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2.4%，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1.3%，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自20xx年以来比重提高呈加快态势。从农民工的就业地看，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44.8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33.6%，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32.7%，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4.3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72.3%，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9.2%，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

（三）新生代农民工占比首次过半

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老一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9.5%。

（四）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显著提高

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3%，初中文化程度占58.6%，高中文化程度占17.1%，大专及以上占10.3%。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3.5%，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4%，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

（五）接受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比与上年基本持平

接受过农业或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2.9%，与上年基本持平。其中，接受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0.6%，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接受农业技能培训的占9.5%，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农业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都参加过的占7.1%，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其中，本地农民工接受农业或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0.6%，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接受农业或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5.5%，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

三、农民工就业状况

（一）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继续下降

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1.5%，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为29.9%，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8.9%，比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8%，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2.3%，与上年持平；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比重分别为6.6%、6.2%和11.3%，分别比上年提高0.2、0.3、0.2个百分点。此外，农民工在金融业，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服务业的从业比重虽然较低，但占比在逐年提高。

（二）农民工月均收入保持平稳增长

农民工月均收入3485元，比上年增加210元，增长6.4%，增速比上年回落0.2个百分点。分行业看，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收入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2.4、0.4和0.1个百分点；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分别比上年提高1.2、2.9和1.0个百分点。

（三）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高于本地农民工

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3805元，比上年增加233元，增长6.5%；本地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3173元，比上年增加188元，增长6.3%。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比本地务工农民工多632元，高20%，增速比本地务工农民工高0.2个百分点。

（四）西部地区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长最快

分地区看，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677元，比上年增加223元，增长6.4%；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331元，比上年增加199元，增长6.4%；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350元，比上年增加233元，增长7.5%；在东北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254元，比上年增加191元，增长6.2%。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分别比在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务工的农民工高1.1、1.1和1.3个百分点。

四、进城农民工居住状况

（一）人均居住面积有所提高

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为19.8平方米，比上年提高0.4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5平方米及以下居住困难的农民工户占4.6%，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城市规模越大，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越小。在500万人以上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为15.7平方米，比上年提高0.2平方米；其中，人均居住面积5平方米及以下的农民工户占5.7%，比上年下降1.7个百分点。

（二）居住和生活设施进一步改善

60.1%和58.4%的进城农民工户拥有电冰箱和洗衣机，分别比上年提高2.9和3.0个百分点；87.0%的进城农民工户有自来水，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80.2%的进城农民工户有洗澡设施，比上年提高2.3个百分点；71.4%的进城农民工户有独用厕所，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89.6%的进城农民工户能上网（计算机或手机），比上年提高4.1个百分点；21.3%的进城农民工户拥有汽车（生活和经营用车），比上年提高2.7个百分点。

五、进城农民工随迁儿童教育情况

（一）随迁儿童教育得到较好保障

3-5岁随迁儿童入园率（含学前班）为83.3%，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3-5岁的在园儿童中，26.7%上的是公办幼儿园，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33.8%上的是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比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

义务教育年龄段随迁儿童的在校率为98.7%，与上年基本持平。从就读的学校类型看，小学年龄段随迁儿童82.2%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10.8%在有政府资助的民办学校就读，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初中年龄段随迁儿童85.9%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上年提高2.7个百分点；9.7%在有政府资助的民办学校就读，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

（二）随迁儿童在学校总体不受歧视

96.7%的农民工家长认为子女在学校未受歧视，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0.4%的农民工家长认为受到歧视，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2.9%的农民工家长不了解情况，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从师资看，农民工家长对老师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77.3%，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认为一般的占21.9%，比上年下降1.6个百分点；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占0.8%，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

（三）随迁儿童上学面临的问题有所缓解

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儿童，55.8%的农民工家长反映在城市上学面临一些问题，比上年下降2.4个百分点。费用高、本地升学难、孩子没人照顾是农民工家长认同度最高的三个主要问题，认同率分别为26.4%、24.4%和23.8%。其中，费用高和本地升学难认同率较上年分别下降了0.8和1.7个百分点，孩子没有照顾的认同率较上年提高了2.4个百分点。

对于3-5岁的学龄前儿童，55.7%的农民工家长反映在城市入园面临一些问题，比上年下降5.7个百分点。费用高、本地升学难、孩子没人照顾是农民工家长认同度最高的三个主要问题，认同率分别为50.4%、37.3%和15.9%，分别比上年下降了3.4、5.9和0.9个百分点。

六、进城农民工社会融合情况

（一）进城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提高

进城农民工中，38%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比上年提高2.4个百分点。从进城农民工对本地生活的适应情况看，表示对本地生活非常适应和比较适应的占80.4%，一般的占18.3%，不太适应和非常不适应的占1.3%。分城市类型看，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越弱，对城市生活的适应难度越大。

（二）进城农民工的社会活动仍比较单??

在城市生活中，除家人外，进城农民工业余时间人际交往中，老乡占34.7%，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当地朋友占24.6%，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同事占22.6%，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其他外来务工人员占3.5%，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基本不和他人来往占12.7%，与去年持平。

进城农民工业余时间主要是看电视、上网和休息，分别占40.7%、35.6%和28.4%。其中，选择看电视和休息的比重分别比上年下降5.1和0.7个百分点，选择上网的比重比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选择参加文娱体育活动、读书看报的比重分别为5.3%和3.6%，分别比上年下降1.0和0.1个百分点；选择参加学习培训的比重为1.9%，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

（三）进城农民工依靠政府和法律维权的意识在增强

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时，60.9%的进城农民工想到的是找家人、亲戚帮忙，找老乡的占28.3%，找本地朋友的占24.6%，找单位领导或同事的占10.7%，找工会、妇联和政府部门的占7.8%，找社区的占2.6%。其中找工会、妇联和政府部门以及找社区的农民工比重分别比上年提高1.0和0.3个百分点。当权益受损时，进城农民工选择解决途径依次是：与对方协商解决占36.3%，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占32.7%，比上年提高2.6个百分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占28.3%，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

（四）进城农民工对生活状况的满意度提高

进城农民工中，对目前生活状况表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56.1%，比上年提高3.8个百分点；表示一般的占36.8%，比上年下降2.3个百分点；表示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占7.1%，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

关于农民的调查报告篇3

第一章 调查的主要说明

1.1 调查背景

在我的成长经历中，在遇到纠纷或麻烦时，农民们首先想到的解决方式一般不会用法律来解决，法律方式往往是他们迫不得已的最后一招。他们经常选择的解决方式往往是找家族内或是村内有威望的人调解。如果纠纷再大一些，就会去找村干部解决。在遇到纠纷时选择通过民间调解方式和通过行政方式解决的农民远远多于选择通过法律来解决的。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不受侵害在农民的意识中仍然是一片陌生的领域。总之，不到万不得已，农民们一般不会直接选择通过法律方式来解决纠纷。相较法律而言，它们似乎更相信人的力量，只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可以解决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去通过法律解决。而且他们相不相信法律还另当别论。

与此同时，农村接受法律知识的渠道还较单一，法律知识面还较窄，主动学习法律知识的人还较少，而其中以中年人居多，而年轻人、老年人占较低的比例，农村普法的形式还停留在集市上的宣传单。

1.2 调查目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依法治国方针的确立，法制的日益完善，特别是19xx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普法活动，使农村传统的道德约束机制日渐式微，现代法律意识开始步入乡土社会。普法宣传以来，忠信镇村民对现代法律的了解有多少？具备如何的法律意识和素养呢？发生纠纷时，采取什么样的维权方式？为了解家乡人民法律意识和法律修养状况，我于20xx年寒假期间在家乡河源市连平县忠信镇进行了社会实践调查。调查当前忠信镇农民法律意识的一般情况及其特征，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必要性及其方法，最后就农民相对落后的法律意识与当前法律的冲突等提出一些建议。本次调查报告以忠信镇各村农民为调查对象。通过调查，分析该地区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以利于提出了推进农村法制化进程的思路，为解决农村问题构建良好的法律环境。

1.3 调查过程

在当地镇、村干部的支持和帮助下，我对河源市连平县忠信镇上的常住人口进行了法律认识、法律现象、维权方式的调查。方式主要是问卷的发放以及与村民们直接面对面的访谈，并对回收的问卷进行了整理分析。同时，通过咨询忠信司法所、法庭、维稳中心，调阅相关案件资料，研究和探讨了目前农民在法律意识和素养方面存在的问题。 本次调研以问卷方式对连平县忠信镇村民做调查，调查农民的法律意识状况，发出并回收80份问卷，回收率是100％，其中男女比例比较平衡，大致平分，家庭背景各有代表。由此可见，此次的调查对象是比较全面的分配了男女比例和从不同家庭背景出发，调查的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有农民、工人、村干部、其他人员。抽样发放了调查问卷80份，回收有效问卷80份，回收率为100% ， 其中：农民40份，工人20份，村干部10份，其他人员5份；男性40人，女性40 人。

（二）面谈方式。面对面访谈共访谈了10名人员， 访谈对象包括农民、工人、村干部等。访谈的内容涉及教育、土地、养老保险、村民自治、法律意识、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等。

1.4 调查结果（详见附件一）

调查问卷分三组共10道问题，其中，组一调查法律认识，组二调查法律现象看法，组三调查维权方式。面谈调查主要围绕农民的法律认识、法律现象看法、维权方式三大主题进行对话。

综合调查结果，初步分析，忠信村民呈现以下特征：

一是村民法律认识方面，例如法律功用作用、法律约束人员范围等问题，大部分人的选择正确、认识到位。但是了解法律知识渠道较为单一，电视渠道偏重。

二是看待法律现象方面，面对亲友犯罪及遭遇法律问题，选择都比较明智，可见，村民的法律意识还是比较强的。

三是维权方式选择方面，调解方式和法律途径在农村地区并存，诉讼方式并不是首选，调解方式才是村（居）民最佳选择方式，过半的调查对象认为发生纠纷时，被别人告上法庭属于正常现象，由此可见法律意识正日渐增强。

第二章 农民法律意识现状及分析

2.1 农民法律意识现状存在问题存在问题：

在国家迈向现代化的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法律观念的不断进步，农民的法律观念和知识已经有所改观，法律意识有所提高。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恰恰证明这一点。但是通过访谈调查时，却发现农民的法律意识还存在较多问题，就目前农民的法律知识来看，还不能适应当前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形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民法律知识水平的匮乏。虽然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农民的法律知识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由于历史传统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加上普法宣传工作跟不上农民的需求，农民对法律知识的认知仍停留在浅层次的感性认识上，不能真正了解法律的含义，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心理结构。当他们面对纠纷或法律问题，虽然想到应该求助法律，却不知道如何应用法律去处理事情。这种只知法律大概念却不知如何应用，往往导致农民在遇到问题时一般是拒法律于门外的，更倾向于用调解等方式去解决问题。

二是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盛行。虽然我国早已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但在农村地区仍然有部分人或多或少存在着有法无法一个样的法律虚无主义观念。调查中发现，很多人对一些根本的法律有所了解，比如很多人知道杀人放火是犯法，但是对无证经营等却认为不犯法，更不要说对那些涉及与经济贸易等有关的法律知识了，即便常见的普通经济纠纷、合同纠纷，也经常和诈骗、敲诈勒索等犯罪搞混。对法律都 如此陌生、容易混淆，更别说地方法规、条例了。因此，除一些重大犯罪行为外，农民的社会行为基本上是脱离法律认知而进行的。

三是法律在农村缺乏应有的权威。法治社会要求法律至上，具有最大的权威和最高的效力。然而，在农村地区，法律却没有处于至上的位置；相反，几千年来的封建人治传统已使权力至上的观念在我国农村社会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农村地区呈现出明显的泛权力状态。在权大还是法大的价值取向上，广大农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法律几乎是没有权威的。在农民的心中，政府管理了一切，在日常生活中找政府往往是解决矛盾纠纷的主要途径，远远大于寻找法律救济的比重。

四是法律在农村的实施情况较差。农民法律意识的培养与农村良好的执法、守法、崇法环境密切相关。由于封建法制传统中“行政兼司法”体制的影响，农民在碰到纠纷时首先想到的是找政府，而不是找法院，这不仅使司法独立的实现困难重重，也使司法的终极权威性大打折扣。农民不相信法院，无意诉诸法律，却对用行政手段解决纠纷充满憧憬。而农村的行政执法情况相对城市行政执法，也相对薄弱，这一因素也必然削弱法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

五是农村普法工作较为薄弱。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与政府的法制宣传教育有着直接关系。虽然已实施到第六个“五年普法”计划，但总的来讲，我国普法宣传效果，与社会发展形势和城乡群众法律需求还是存在一定距离。特别是农村，政府的普法投入不足，未能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普法宣传，只是简单地发放普法法律法规选编，普法流于形式，方式方法较为单一。法制宣传中较注重法律义务、法律责任的灌输，忽视人们对法律权利的认识，注重实体法，而不重视体现法律正义的程序法等等，这势必使农民对法律产生厌倦的心理，影响其法律意识的提高。

2.2 农民法律意识相对滞后的原因分析

上述存在问题，笔者主要从主客两方面进行原因分析：

一、主观原因

（一）农民群众本身文化素质相对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村民对于法律知识的接受水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农村村民特别是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而留守家中更多的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而这样的一部分人往往文化水平低、接受能力差，更甚者不识字的占据了绝大多数，他们不懂法律并且法律意识相当薄弱，所以这样的农村村民较少参与普法活动。正是由于他们法律知识水平和法律意识都比较低，对法律缺乏信任感，从而不会应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

（二）镇、村虽然都成立了普法依法治理机构，但法制宣传作为一种“软指标”做与不做在短时期也没有明显的效果。在一些村干部中，他们本身的法律知识就相当的薄弱，更别说让其带头学法了。所以少数村（居）法制宣传教育还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应付检查上。

二、客观原因：

（一）传统思想的影响。众所周知，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儒家政治文化观念根深蒂固。一方面，由于人们仍主要生活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关系中，传统的“无讼”、“和为贵”思想及家族意识等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态度。遇到矛盾纠纷时，或忍气吞声，或依靠有威望的长者或村干部依乡规民约来解决。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诉诸于法的。另一方面，受“权力本位”思想的影响，少部分农村基层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头脑中“人治”思想作祟，认为法是管老百姓的，而自己却不受法律的约束，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这种现象加剧了农民对法律价值的非认同感。

（二）法制宣传队伍力量薄弱。 目前农村的普法工作主要依靠乡（镇）司法所进行，普法力量与普法任务不相适应。忠信司法所为共有工作人员4人，村（社区）兼职司法助理员17人，而忠信镇为河源市中心镇，户籍人口有6万多人，商贸活动较为发达，司法工作人员不仅要完成司法行政的事务性工作，例如开展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矛盾纠纷调解等大量繁杂的工作，同时又是法制宣传的主力军，力量明显不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法律维权意识的薄弱现象，影响农民百姓对法律的深入了解。

（三）普法宣传的形式单一，内容针对性不强。 一方面，农村普法大多时候还是采取横幅、标语、黑板报、宣传橱窗、宣传资料等形式进行。通过挂横幅、贴标语进行宣传，往往造成农民只知法律名称而不知其内容。至于分发的宣传资料，虽然内容详细，但是受不同程度的文化影响他们不一定能够理解。另一方面，农民迫切需要了解的法律普法宣传不够深入，法律内容针对性不强。

第三章 建议建??

调查显示，忠信农民的法律意识虽然整体看来有了不少的提高，但个别看来还是十分淡薄的，这就表明有关部门普法的工作做的还有不足之处，正因为如此才使得部分农民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常识。因此，为了更多的居民免遭不法利益的侵害，司法所及有关部门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改进教育方法，进一步加强普法力度，进而使得更多的居民法制意识得的到加强，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真正把农村这一块的普法教育工作做好。为此，我认为增强农民法律意识应从如下几点着手：

（一）坚持以往的普法政策。回顾二十多年的乡村普法历史，我们发现，乡村普法是在国家自上而下的推动下运行的，通常采用的是福利引导型模式，即国家组织人员、资金开展普法，调动农民的学法积极性，引导农民逐渐习惯依法规范自己的生产生活。这其中主要是通过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传播法律信息，主要是以案说法、新闻调查、解释新法等形式，缩短农村与外界的时空与心理距离，潜移默化地促使农民变革思维和行为方式，最终使法制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二）更新理念，合理统筹，强化合作。对农民进行普法活动，在内容选择上，要尽量与农民的生活实际结合起来，要逐步引导农民掌握与其生产、生活相关的法律，特别是对一些他们关心、反映强烈的问题，要向他们及时提供一些相关法律信息；在普法形式上，力求灵活多样，选择与农民相适应和易于接受的形式，要更加贴近他们的生活；在时间跨度上，要持之以恒，不能搞形式主义，作表面文章，要把普法工作制度化、法律化、长期化。

（三）加大投入，“软硬”兼施。作为基层文化设施的硬件建设主要是开办农家书屋、活动室、上网中心，使农民在休闲时可以自己通过读书看报、上网和相互交流学习法律知识，了解国家大事，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增强法制观念。同时要大力加强农村文化教育，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增强农民法律意识。

结 论

通过上述忠信农民法律认识、法律现象及维权方式等情况的调查分析，我认为，随着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深入发展，农民法律意识的状况较之以前，有较大提高或增进的一面，农民对法律、法制的认识在不断发展、深化。但是，其种种不足是有目共睹。农民法律意识离人们的期望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相差甚远，法律在农民心中还未获应有的地位，未能在农民的生活中获得现实的生命力，要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我们必须从农民法律意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着手，加大力度，加强措施，不断引导农民学习法律，掌握法律，学会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关于农民的调查报告篇4

调查对象：村民、村干部及个体经商户

调查目的：了解农村普法现状，找出解决办法。

调查方法：问卷调查、现场访谈

调查地点：侯寨乡所辖四个行政村

调查时间：20xx年10月11日-11月20日

前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了普及法律常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与过去相比，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群众掌握了一些法律知识，对如何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等有关的法律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开始有了依法办事、依法治理的觉悟，人们的法制观念初步形成。但是，这些成绩与现代法治国家的要求仍有相当的差距，公民的法律意识仍然处在较低水平。特别是是当前本土的农民法律意识，亟待认真分析和总结。

调研中发现问题及解决办法：当代中国，仍然是一个有着9亿农民的比较典型的农业国家，塑造当代中国农民的现代法律意识，推进其现代化进程，是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实现依法治国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关于权利意识的调查：

公民意识说到底是一种权利意识──政治权利意识。

问卷中设计了三个问题，以人身权为视角考察了村民们对自身权利的认知程度，回答情况见表1：

第一个问题要求较高，它考察村民们是否意识到了“法无明文规定即可为”。完全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数为约40%，对这一点比较模糊的也有约40%，有20%村民的理解与这条现代法治基本原则的内容恰好相反。看来村民权利意识不段提高的同时，还留有“义务法”传统的烙印。

第二个问题中，只有1%的村民选择了“听父母的”，这表明几乎所有人已经意识到当事人拥有婚姻自主权，父母再也不能包办子女的婚姻了。但66%的“看谁有道理”的答案也告诉我们：人情──这个传统社会遗留的伦理因素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还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第三个问题表明绝大部分村民赞同“男女是平等的”。但约16%“各家情况不一样”的答案又一次提醒我们“人情”这个因素的重要。虽然“人情”不必然与“国法”相冲突，但不能排除冲突的可能性，好在我们的调查中没有发现种情况。

在遇到纠纷或麻烦时，农民们首先想到的解决方式一般不会用法律来解决，法律方式往往是他们迫不得已的最后一招。他们经常选择的解决方式往往是找家族内或是村内有威望的人调解。如果纠纷再大一些，就会去找村干部解决。在遇到纠纷时选择通过民间调解方式和通过行政方式解决的农民远远多于选择通过法律来解决的。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不受侵害在农民的意识中仍然是一片陌生的领域。总之，不到万不得已，农民们一般不会直接选择通过法律方式来解决纠纷。相较法律而言，它们似乎更相信人的力量，只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可以解决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去通过法律解决。而且他们相不相信法律还另当别论。

当权利与权利发生冲突时，农民们会毫不犹豫的保卫自己的权利。那么，当权利与权力发生冲突时呢?我们的问卷中还有这样的问题，表2是村民们给出的回答：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农民的政治权利意识总体较底，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那么，农民的权利意识的其他方面的状况又如何呢?

关于诉讼意识的调查：“没有救济便没有权利。”在现代社会，诉讼是救济权利、解决纠纷的最正规途径。而在传统社会，人们习惯于一种“无讼”的社会生活，把到司法机构打官司的人视为“败类”，而把司法机构视为破坏既定和谐的不祥之物，是“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可见，人们对诉讼的认知度、评价度、参与度是反映其法律意识的重要方面。我们的问卷中有这样的问题，表3是回答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出，侯寨乡的农民，已经不认为打官司是不光彩的事了，有90%的人认为这是“正常的”和“值得鼓励的”。同时，70%以上的人认为“打赢官司主要靠自己请求合理合法”，这表明了他们对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身权利的信任。二三两个问题表明在知识层面上，大多数村民对通过诉讼可以解决问题的范围以及刑事案件不能私了是比较了解的。但只有48.1%的人认为亲友之间借钱需要写欠条，这表明村民们保留证据的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绝大多数纠纷在非讼程序中得以解决的事实也是侯寨乡农民对诉讼参与度不高的原因。一般民事纠纷在诉讼开始之前，要经历基层调解(村调解主任或村长的调解)、镇调解(法律服务所或综合治理、调解委员会领导小组的'调解)、法院庭外调解三个调解过程。越溪镇法律服务所的老张不无自豪的告诉我们：去年他处理纠纷26起，只有3起最后闹上了法庭。看来，几千年传统文化烙印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息讼”观念，就连这位有着法律大专文凭的法律工作者也不能从骨子里彻底抛弃。

总结：

目前，农村接受法律知识的渠道还较单一，法律知识面还较窄，主动学习法律知识的人还较少，而其中中年人居多，而年轻人、老年人占较低的比例，农村普法的形式还停留在集市上的宣传单。上述情况表明，要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必须多管齐下，既要政府主动安排，还要民间的积极组织，既要农民主动去学，还要以案说法，通过多种形式使农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用法律知识武装大脑，既要使农民养成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又要使其形成人人遵守法律的公共意识。因此，我们不仅要大力实施普法下村，还要使其成为一项制度加以落实。

农民法律知识的欠缺是导致农民法律意识水平低下的首要原因。正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所以农民们才会对法律有很多的不解与迷惑。也导致了他们不信法、不用法。如此一来，便形成了很严重的恶性循环：由于不懂法而不用法，越不用法则更加导致了农民不去学法，不去了解法。农民对于法律知识了解的有限性，即使有所了解也只是停留在很肤浅的层面上，甚至根本了解的就是错误的信息。要在农村全面实行法治，必须将现代法律意识的培养、法治精神之建立，作为农村法治工作的重要环节。

关于农民的调查报告篇5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农民工的子女们，无论是那些留在家乡农村、还是随父母进入城市的孩子们，他们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安全环境等很多问题都亟待关注，他们是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最需要关爱的特殊少年儿童群体之一。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关乎农民工家庭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关乎社会公平与法治原则的实现，关乎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整体发展后劲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水准，更是关系到“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通过“12340”社情民意调查热线分别对市区农民工(学生家长) 和教师开展了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调查。

一、被调查人员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采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方式进行，调查范围为市区学校老师、学生家长(农民工)，具体包括：莲都小学、天宁小学、天宁中学等。农民工(学生家长)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3.54 %，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4.72%，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7.39%，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4.35%。农民工夫妻在同一城市务工的占 90.6%。

二、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现状

(一)受教育机会不平等

1.农民工子女进城求学困难重重。据调查显示：认为进公办学校“入学门槛高”的占受访农民工的66.46 %，认为“没有在丽水交社会养老保险一年以上而没入学资格”政策不平等的农民工占57.76 %;认为待遇不公平的农民工占52.80 %。因此，城里孩子接受的“良好”教育对诸多农民工子女来讲是遥不可及。

2.认为公办学校资源不足也不愿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占受访农民工的62.73% 。由于农民工子女来自各地,整体素质普遍没有城里学生好，入读后给学校、老师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和一些额外负担。比如：有些学生不会说普通话或说得不好,难以和老师很好地沟通交流,教学无法实现互动，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

3.认为私立学校很难满足孩子上学所需的占受访农民工的44.10 %。由于办学条件所限，好多资质较浅的私立学校教学设施简陋，设备短缺，师资力量不足，很难让农民工子女接受到全面、优质的教育，所学知识较为局限，从某种角度来讲，影响和限制了孩子的发展。

(二)家庭现状方面

1.家长对家庭教育的认识程度

在受调查的161名学生家长中,认为家庭教育非常重要的占大多数，达65.22 %，认为家庭教育比较重要的家长占34.78 %，没有家长认为家庭教育不重要。由此可见，家长对孩子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还不错。

2.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

用榜样方法教育的家长占抽样调查的67.08 %，他们深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孩子面前非常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为人处事，希望给孩子做个好榜样，树立良好的形象。用说服方法教育的家长占抽样调查的81.37 %，但据他们自己说，有时家长自己做得就不够，不能以理服人，所以根本说服不了孩子。用鼓励方法教育的家长占抽样调查的98.14 %，更多地表扬孩子，让孩子开心地进步。另外，还有1.24 %的家长干脆不管孩子，听之任之。据了解，这少部分家长大多说工作太忙，为生活奔波，无暇顾及。

三、农民工子女普遍的心理现状：

文化背景各异、学习方式不同, 农民工子女心理发展不平衡。农民工子女大多来自经济条件比较差、物质和精神生活相对贫乏的偏远农村。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生活,不同的口音、不同的教材、不同的教学进度以及不同的教学方式使得他们的成绩较本地孩子差，使农民工子女极易产生自卑、自控能力不强、意志力薄弱、戒备能力强等不良心理。来自本地孩子的歧视，内心世界对社会差别感受到的强烈不平等，也让农民工子女承受着一定的心理压力。

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孩子的心里会出现一定的问题。他们从农村到了一个繁华的都市，因为经济、地位、及父母的艰难处境，农民工子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本身就在经济条件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好不容易能与城里的孩子坐在同一个教室里接受质量较高的教育，却又要承受来自城市孩子的种种不理解。生活上的困难没有让他们退缩，可心灵的创伤却难以抚平。“亲情失落、心理失衡、行为失控、学习失教、安全失保、监护失助”已成为他们中的普遍现象。22.00 %农民工认为从农村转到城市学习后，孩子的自信自尊受到一定的打击，心理变得比较敏感脆弱，他们的身心健康和个体社会化发展受到影响，性格上也容易产生变化。多表现为性格内向、孤僻、不合群;攻击性行为多、不喜欢与同伴交流;容易自卑，适应过程比较缓慢;不太会关爱他人;行为和学习习惯差等。

父母在外务工，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少负面影响，前5类情况占受访者比例均高于60%，可见问题不小。

四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根本原因——农村经济发展的落后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和国家政策上的倾斜，导致城市和乡村的发展极度不平衡。甚至可以说，我国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村和农民的切身利益为代价的。即使是在今天，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也是在以一部分农民不能享受正常的城镇化进程的代价换来的。城乡收入的巨大差距引起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里的大量涌入，也导致了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的发生。